每个城市都有旧书店,去台湾旅行,不能错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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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站长建议】必去每个城市都有的旧书店 如果你喜欢金庸的小说或者琼瑶的,但是他们的很多书都已经绝版了。 有的人,不止要新版,更想要初版的书本。 有时候,有些书,根本市面
【站长建议】必去每个城市都有的旧书店

如果你喜欢金庸的小说或者琼瑶的,但是他们的很多书都已经绝版了。

有的人,不止要新版,更想要初版的书本。

有时候,有些书,根本市面你找不到。

逛旧书摊是台湾的一大特色,大陆的旧书摊之所以没有了,是因为早期的书限制太多,而且质量不容易保存。

台湾几乎每个大城市都有旧书店,台北台大附近也有好几家,喜欢的人,可以咨询站长,站长对这方面了解颇深。

如果你是对二手书着迷的人,则有个原则要记住:很多书不是跟新书店一样,只要逛一两家最大的基本都有了,而是要每个城市都去找,因为每个城市的二手书店的书都不一样。

买到的二手书,可以委托店家代为叫顺丰快递帮你邮寄回家,不用自己带(但是不能买那种书,你知道的)。


 2月16日下午,位于台北师大路附近龙泉街的旧香居请来了黄震南、陈允元、陈冠华、李志铭四人,举行名为“为装帧而生的艺术家西川满”的讲座。他们甚至带来了自己收藏的西川满的书,其中有一些,就是旧香居当年卖出的。
 
  西川满是一位日裔作家,其以一味追求书籍装帧艺术和限量印制闻名。由于装帧精美和印制量大都在二三百本以内,西川满的书近年来成为台湾藏书界追逐的宠儿。
 
  店主吴雅慧说,讲座是为配合旧香居“本事青春——台湾旧书风景”展览而举办。“本事青春”从去年12月25日至今年3月2日展出,吴雅慧收罗了数百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出版的文学书籍和《人间》、《汉声》、《台北人》等早期的文学刊物,并配以傅斯年、梁实秋等人的信札以及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画报等,集中展现。
 
  店员吴浩宇说,“希望从文学的角度出发,透过这些旧书,让大家看到台湾过去的美好。”吴雅慧则说,“书是最隽永的青春,一本好书是可以跨越时代的。这也许就是旧书有趣和迷人的地方。”
 
  一年一度举办跟书有关的展览,恰恰是旧香居作为二手书店的特色之一,迄今他们已坚持了10年。“清代台湾文献资料展”、“日据时期~50年代中小学课本展”、“30年代中国新文学珍本展”、“五四光影:近代文学期刊展”、“张大千画册暨文献展”、“八位书籍设计家的装帧时代:50年代绝版书籍设计展”、“‘墨韵百年·台湾抒写’名人信札手稿展”……你很难想象,这是一家小小的二手书店举办的。
 
  不仅如此,旧香居还为每次展览制作精美而别具一格的展刊。吴浩宇说,他们出过的展刊,在孔夫子网上也有人卖,价格“还挺贵”。这让他们有一点自豪。
 
  其实,旧香居的历史至今不过30余年。吴雅慧说,最早可追溯到父亲吴辉康1979年开办的日圣书店。2003年,曾留学法国的吴雅慧和弟弟吴梓杰接手书店,选定龙泉街81号作为经营场所,立志要“做一家不一样的旧书店”。
 
  由于门口有一个小型市场,旧香居只得将营业时间定在13时至22时。尽管与嘈杂的市场毗邻而居,旧香居里却书香盈室。门口,是黄君璧先生书写的“旧香居”店招,玻璃门上的对联“旧日芳华谈笑里,香居书卷翻读中”很显眼。推门而入,叮当作响的风铃清脆悦耳,然后是满满的书架和书。书架上,从新近出版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甚至可以回溯至明清时期的文史哲、艺术社科类书籍,整齐排列。
 
  与一般书店会标明“近代文学”“现当代艺术”之类不同,这里并没有明确的分类。“我们是想让每个到旧香居来的人,都能享受到找书、发现好书的快乐。”吴浩宇说,“很多有趣的事情,往往都是在寻找和等待的过程中发生的。如果你没有耐心,可能就会失去这样的机会和惊喜。”
 
  旧香居有多少书?吴浩宇说,没有精确统计,但至少有十几万册。“旧香居在吴辉康先生手里时就以线装书、字画起家,收藏了非常多的文献、史料、线装古籍、名人字画和信札等。而到了第二代老板手里,也以人文、艺术、社会科学书籍为主”。
 
  因为一开始就与早年旧书店按斤论价收书不同,他们坚持按本论价收书。所以,长久以来,小贩和市民都愿意将旧书优先卖给旧香居。而一些老客户买了一辈子书,一旦他的后代不喜欢了,也会将这些书再卖给旧香居。“因为他们知道,在旧香居可以找到更喜欢书的人”。
 
  “我要做的事可多了。我还想做跟书有关的杂志,重印一些好书。”吴雅慧说,她就是要“从旧事物的记忆中找寻新的热情、新的观念”。
 
  从她的身上,你或许可以发现,旧香居不仅仅作为一家旧书店,而是一个能时时散发文化能量场域的原因所在。
 
  (二)茉莉:“旧书店里的诚品”
 
  在台湾,目前拥有6家分店的茉莉二手书店有“旧书店里的诚品”之称。
 
  上世纪80年代,茉莉的前身是台北松江路、八德路口的“光华商场地下室22号”,由蔡谟利、戴莉珍夫妇经营。“茉莉”的来源是他们名字中间的一个字,谐音组合而成。
 
  2002年,茉莉走出了光华商场,在台湾大学附近开设了第一家店。由于曾在7-11便利店工作过,茉莉台大店开张的时候,蔡谟利、戴莉珍在空间规划、装潢设计上下了不少工夫,并且强调书籍整理、分类,以“新书店”的形式来经营“旧书店”。没想到,这一改变,受到书迷们的热烈响应。
 
  茉莉的资讯总监蔡维元说,茉莉台大店的这一改变,引发了台湾二手书店的革命。“今天,以‘新书店形式经营旧书店’几乎已成了台湾二手书店的最大特色。”
 
  而在蔡维元看来,茉莉最大的改变还在于心态。“从那时起,我们就开始把书店的经营跟环保、公益结合,希望为社会尽点力气。而经过将近10年的实践,到2012年,我们确立了茉莉的经营理念。那就是‘敬天、爱人、惜物’六个字,所对应的则是‘环保、公益、阅读’三件事。”
 
  蔡维元说,这个理念体现到日常的经营,就是对每一本书的敬惜与爱护。“二手书店多卖一本书,森林就减少一点被砍伐的机会。在茉莉,收进来的每一本书都慎重以待。一本书估价上架,如果三个月卖不掉,便降价以40元一本出售;三个月后还卖不掉,降到20元/本卖;再卖不掉,收起来,年底时配合特卖会以一元一本又卖一次。要是还卖不掉,那就放在爱心书柜,免费让人取阅。如果仍无法推销出去,才将这本书收回,送到再生纸厂。”
 
  在蔡维元看来,这除了商业运作的原因,更主要的是表达“对于书籍的一份敬意”。“我们总相信书跟人一样,都是有生命的有情物。茉莉这个平台,则是要为它寻找下一个生命落脚处。它的生命延续越长越久,看的人越多,环保的效应就越大。”
 
  而在社会公益方面,茉莉在每年年底都会发动大规模的“公益募书”,号召大家在新年打扫时,把清理出来的旧书,交给茉莉处理。“你清一本书,茉莉捐一块钱”,书主人若将售书款也捐出的话,茉莉则按书款的1.3倍捐出。“仅在2013年,茉莉捐出的全部款项便超过150万元(新台币,下同,5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1元)。而这样的活动已持续了8年,估计全部捐款超过了400万元。”
 
  而“惜物”的另一面,仍可归于环保理念。茉莉销出的书,如客人需要,都用二手纸袋装。而每到一个时期,茉莉就会向会员发出信息,号召他们捐出家里的旧纸袋,循环利用。
 
  今天,当你走进茉莉,更像是走进了一家新书店。在这里,你可以找本自己想读的书,叫上一杯咖啡,坐在一旁看上半天。如果想找书,你还可以通过店里专用的网络系统,查书、留书。
 
  (三)牯岭街:曾经繁华难为继
 
  对于慕着“旧书街”名头而去的人来说,现在的牯岭街可能会让你心生疑惑,这就是台北曾经盛极一时的旧书街?
 
  现在的牯岭街,你能找到的旧书店就那么三四家。分别是离邮政博物馆不远的松林书局,厦门街附近的新旧书屋,以及牯岭街61号的人文书舍。而易林书局已经歇业。
 
  松林书局的老板蔡镜辉告诉记者,易林书局是他弟弟蔡秉和开的。30多年前,兄弟俩从父亲蔡木林手里接手,各自开了松林和易林两家旧书店。未料弟弟在2012年过世,后人又不愿意接手,只好关张。
 
  1931年生人的蔡镜辉告诉记者,他14岁时便随父亲在这里开旧书店。平时父亲外出收书,他负责看店。蔡镜辉说,“松林是全台湾历史最久的旧书店。”大致算来,他已守了快70年的旧书店。
 
  牯岭街在日据时期叫佐久间町,台湾光复后才改名牯岭街。由于附近住有不少高等文官,日本人被遣返时,遂将一些难以携带的书籍、字画等物品出售,旧书摊因此聚集。1949年,随着撤退来台的军公教人员陆续迁入,这里的旧书来源更加充分,并以牯岭街为中心,扩大到邻近的福州街、厦门街及南海路一带,形成盛极一时的旧书街。
 
  蔡镜辉说,从事旧书业近70年,他和松林书局见证了牯岭街的繁华与兴盛。如今,蔡镜辉仍独自守着他的松林书局,每天收书卖书,怡然自得。由于有近10万册的书,他只好将书一摞摞地码在地上,塞满了整座两层楼的小屋子,甚至堆到了店外的马路边。你要找书,根本无法进店细看。但只要你说出想要找哪类书或哪本书,蔡镜辉都会告诉你有没有,甚至可以准确地找到。
 
  不过,83岁的蔡镜辉却从来没想过松林书局的未来。“做一天是一天,未来的事情谁能说清呢?”蔡镜辉说,儿子是学理工的,“到时他要愿意就接手吧”。
 
  说起现在的收入,蔡镜辉说一个月已卖不了多少书,“顶多几万块”。
 
  与蔡镜辉有同样感慨的,还有人文书舍的第二代老板孙玉山。8年前,孙玉山从岳父张银昌那里接手,现在平均一个月的营业额也就3万元左右。“有时候收到了好书,一个月可以卖到5万块。”
 
  孙玉山说,“牯岭街最兴盛的时候是在1973年之前的10来年,最多时旧书摊有80多家。”不过,1973年,这些旧书摊从这里迁到光华商场之后,牯岭街就渐别了旧书街的繁华,日渐衰落。
 
  孙玉山说,现在的牯岭街已不可同日而语。采访的那个下午,记者留意了一下,也就一两个人进到书舍里,看了看就走。
 
  一位路过人文书舍的洪先生说,以前他还常来,但上一次来这里,已是一年多之前的事了。
 
  相较于松林书局和人文书舍的名声在外,李良儒的新旧书屋就像小字辈。已82岁的李良儒,因为年轻时喜欢买书看书,1997年退休后便将积攒的1万多本书,开了这家书店。
 
  虽然,李良儒曾经将一本1943年版的张爱玲小说《传奇》卖到了8万块,但他“有时候几个月也难得卖出一本书”。在他看来,守着这家书店只是在打发时间,因为老伴已过世,而三女一子也大多在海外。
 
  “是否会把书店交给子女去开?”李良儒坦言,“没这个打算,等我死了再说吧。”
 
  不过,近些年,有关部门似乎有意要振兴牯岭街作为旧书街的光华。人文书舍的张银昌告诉记者,从2000年开始,这里每年都会举办二手书市,开始是一年两次,后来是一年一次。“要恢复牯岭街过去的状况,不容易。”88岁的张银昌用浓重的河南口音说道。
 
  确实,时过境迁,牯岭街作为“旧书街”的繁华,或再难以为继。
 
  (四)书店,已不仅仅是“书店”
 
  为什么要有书店?去年3月10日成立的台湾书店文化协会,也很想知道答案。
 
  最近,书店协会在文化主管部门的补助下出版了一本《听见书店的声音》。书中,是28家台湾书店的经营者自己来讲,为什么想开书店和为什么还不关?这当中,有旧香居、南天书局、女书店、洪雅书房、有河BOOK、晃晃、小小书房、自己的房间等。
 
  他们的回答各式各样,更多的是说自己数十年来的坚守,对经营理念的执著,或对未来的展望。
 
  而在该书的“序”里,书店协会这样写道:“近数十年来,连锁书店、网络书店相继出现……连带的,则是愈来愈多传统书店、社区书店不得不面临关店、歇业、倒闭的命运……我们只是在乎那些曾经或未来也可以在这些书店里发生的静思、对话、故事,而这一切的起源都来自书店的存在。只是,存在这两个字跟书店的距离似乎是愈来愈遥远了……”这似乎回答了这个问题。
 
  书店协会秘书长廖英良说,为什么要坚持实体书店?如果书店只是一个买卖书籍的地方,那它的确会很快就被市场淘汰了。“实际上,书店除了作为一个营业场所之外,更重要的是它的文化功能。我们希望这些书店里发展出来的文化,能够被保留下来。而通过书店这个空间产生的社区文化,正是网络上无法产生的东西。”
 
 
  廖英良认为,现在的很多书店都与传统书店大不相同。“读者走进书店,以前就是去买书。而现在却不一样。也许你是想去买书、看书、搜集资料什么的,你甚至有可能是想去喝咖啡、看展览、听讲座等等。其实生活中的很多事都可能与书店发生关联,书店正在成为人们今后生活中的一部分。”
 
  因此,书店协会也试图推动书店的社会角色转换。“有没有可能,在某种情况下,不仅仅把一些独立书店当做一个营业场所,而被看做是一个文化事业?”廖英良说,当它是文化事业的时候,应该可以得到政府或企业的一些资助。而它们也已不仅仅是书店,而成为了一个小型社区文化中心的概念。
 
  而无论是书店协会理事长陈隆昊还是廖英良,作为书店经营者,他们都不否认现在书店面临的难处。但更大的问题还在于,“其实在一些偏远的地方,可能更需要书店”。
 
  对此,陈隆昊说,“我们在想办法推展,让一些独立书店尽量开到乡村去,让那里的人们可以就近走进书店,获得文化的滋养。


台北消息 据台湾《联合报》报道,陆客赴台不只狂扫精品,二手书近来也成为采购热门标的,救了不少原本生意清淡的旧书店。如“旧香居”一星期有四五天都在服务陆客,他们带着大笔现金将珍本图录一箱箱买走(下图)。

  台湾二手书在华人地区颇负盛名,量多质精,如绝版文史古籍、台湾文史,是历经“文革”的大陆少见的,加上近年经济强大,全民疯狂收藏。

  “旧香居”拥有大量珍本与字画艺术,第三代经营者吴雅慧指出,大陆藏书家凡是“今生来不及参与”的都想搜集,曾有陆客带10万元现金,直接到“旧香居”抢货,“陆客表明我是某某重要人物,但不是为了杀价,是希望你拿好货给他。”大陆人不怕贵,就怕你没有好东西。

  吴雅慧曾听闻豪气的陆客,每月花百万元买数量庞大的文史书籍,让台湾旧书店直接运至大陆。其中又以文史类与字画艺术最受青睐,牯岭街元老旧书店“人文书舍”表示,陆客偏好清代、宋代作品,但凡清末民初之前的书都受大陆喜爱,精装本至大陆价格可翻两倍。

  茉莉二手书店执行总监傅月庵说,台湾是华文世界最大的繁体字出版地区,许多翻译书籍更是先在台湾出版,其中二手书店因为有价差,更加吸引大陆出版人及教授学者前来寻宝。


  傅月庵说,有人担心陆客会把台湾珍贵书籍买光,但这就是市场机制,而且书籍就是要流通,不需计较流到何处,只怕最后因价格炒太高,让真正想读的人反而买不起。

  也有部分陆客靠炒作二手书图利。如故宫画册及香港老杂志,这些爱书人未必有兴趣,但到了大陆可以涨个好几十倍。“例如香港作家董桥的《小风景》,第一版因为是限量精装,在大陆已经炒到上千元人民币。”

  同样爱逛旧书店的作家舒国治则认为,会被炒作的书,未必是爱书人想看的书,而是有钱人想要的书,不冲突即可。

在上海大学教授徐有威眼中,台湾最闪耀的地标不是景点名胜,也不是摩天大楼,而是看似破旧的小书店。

无论是行走在台湾大学对面的街头,还是著名的“牯岭街”,他都能都凭着丰富的经验,以及从事国民党军统史研究30年的直觉,一眼发现他所需要的“宝贝”。比如,“只许同志传阅不准移赠”的《戴先生遗训第二集——毛人凤敬题》、军事情报系统杂志《健行》......

在台北大学附近的古今书廊,徐有威拿到了这本书和这本杂志,它们都来自军统局一位老干部的儿子。这位“特二代”已年过六旬,要移民加拿大,临行前家中大扫除,清理出两箱子这类印刷品。按照军统局的规定,这类印刷品本应就地销毁,但他没有照章办事,而是送到书店,好让这些读物找到它的读者。

今天的第一篇推文,就是徐有威的台北“历险记”。——《在台北旧书店,寻找国民党军统的踪迹》。

另一篇推荐文章,来自本刊第698期【封面故事】《新常态下的中国机会》的其中一篇:《北大光华副院长刘学:企业如何应对颠覆性创新的威胁》,作者刘学。

——星星君


在台北旧书店,
寻找国民党军统的踪迹


从这家二手书店的二楼窗户看出去,就是台大的正门,暮色中棕榈树迎风招展,丁字路口灯红酒绿,摩托车轰鸣不止,更衬出书店内难得的宁静
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文|徐有威

(本文刊登在第698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作者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)


深秋的一个夜晚,我从一位台湾朋友家晚饭出来,漫步在台北街头。这是罗斯福路三段,就在台湾大学斜对面。

台北的小巷,和我家乡上海的正宗石库门弄堂有异曲同工之妙,横七竖八,方方正正,不易迷路。不同的是,小巷干干净净,不少居民家门口都放着一盆或数盆花花草草,令人感到好像行走在日本的某个城市中。

信步间,突然看到小巷尽头有家二手书店,名叫古今书廊,上面写着:新旧图书,字画买卖。早就耳闻台北的旧书店是个藏龙卧虎的宝库,于是踱步进去。

我一眼看到,店长身后的大书架里,放着黄兮兮的一本书,小32开,由一个塑料袋包着,上面赫然印着《戴先生遗训第二集——毛人凤敬题》,是毛笔字书写的,编号01269。

从事国民党军统史研究30年的直觉告诉我,遇到宝贝了!在我的请求下,这位姓张的店长恭恭敬敬地“请”下了这个宝贝。

书稿共349页,根据戴笠生前历年的手令与训词编辑而就。时间从1932年到1945年,以年度为纲,以手令为目,皆属军统局的机密文件。该书例言中说:“只许同志传阅,不准移赠。”“如遇紧急情况,应予焚毁,报局备案。”例言还提及,戴笠历年的手令密存数箱,现在已经刊印的仅属一部分,“容即编第三辑”。

看出我是一位有特别兴趣的读者,张店长热心地向我推荐了一本杂志《健行》。这是台湾军事情报局系统1984年3月出版的。1984年,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前主任、研究“力行社”的权威邓元忠教授在他的《三民主义力行社》中,曾经引用该杂志的第152期。30年后,我算是第一次看到了庐山真面目。

张店长告诉我,这本书和这本杂志,都来自军统局一位老干部的儿子。这位“特二代”已年过六旬,要移民加拿大,临行前家中大扫除,清理出两箱子这类印刷品。按照军统局的规定,这类印刷品本应就地销毁,但他没有照章办事。张店长这间旧书店开办多年,有一定的知名度,他专门送来此地,给这些旧书寻找新的主人。

这本遗训,张店长开价5000元新台币,《健行》开价600新台币,且要现金交易。经过讨价还价,店长倒也爽快,拍板买一送一,《健行》就免费送我了。

我身上没带这么多现金。张店长介绍说,出旧书店大门,左拐右拐,有一家昼夜服务的便利店,内有自动取款机,可以使用大陆的银联卡提取。我寻路而去,小心翼翼地一阵手忙脚乱之后,5000元新台币顺利跳了出来,与在上海家门口的农业银行自动取款机中跳出人民币一模一样!大吃一惊之余,我深感海峡两岸的交流真是进入了新时代。

按照当天的新台币和人民币汇率换算,该书价值人民币1000元。我有史以来购买的最贵单册图书!

余下的日子里,白天工作之余,我多次深夜光顾这家旧书店,和瘦小精干的张店长成为了朋友。

他告诉我,我买到的这两本书,只是这两箱军统史料中的漏网之鱼。其中的绝大部分,都在几个月前被一位上海来的大学教授买去了。我真羡慕这位上海老乡,希望以后能遇到他,切磋一番。

张店长还告诉我,现在大陆来台北买旧书的颇为壮观。南京著名的先锋书店的老板曾经打飞的来这里,选购图书后直接空运回南京,自己空着手大摇大摆打道回府。


花莲时光二手书店里养的小猫。
图|IC

张店长热情地指点我去台北其他的旧书店。他指着大门口的“温罗町读书地图”介绍了茉莉书店等旧书店,还建议我说,如果去高雄,一定要曲径通幽去某家旧书店,那是他当年当兵时经常光顾的地方。最后,他重点推荐了附近的一家二手书店,以及大名鼎鼎的牯岭街旧书一条街。“牯岭街旧书一条街已经破败不堪了,好像只有二三家而已了。”他声声叹息。

经过一番摸着石头过河的努力,我终于找到了他推荐的二手书店。从此,白天在台湾“国史馆”看档案,四处访古探幽,晚上就在这里流连忘返,直到深夜十点书店打烊。

从书店的二楼窗户看出去,就是台大的正门,暮色中棕榈树迎风招展,丁字路口灯红酒绿,摩托车轰鸣不止,反衬出书店内难得的宁静。几位年轻的男女店员热情友好,令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。

窗口有个小沙发,还有一架小小的电扇。我占据了这张沙发,将电扇对着我一个人吹,面前的地上放着一大堆书,是我初选出来的,再慢慢精选。一次打烊前,我把一堆初选好的书鬼鬼祟祟地放在一个角落中,计划第二天晚上再来细看。不料第二天来时,敬业的店员已经把它们各归各位了,害得我不得不“二进宫”。

在这里,我发现了《戴先生遗训第三辑》,跟第二辑一样,也是小32开,黄兮兮的,封面上注明“对外机密”。编号0055,开价便宜多了,仅2000元新台币。

书的题签者张炎元,实乃黄埔二期的国民党元老,军统局创始人之一也,继毛人凤之后出任了台湾“国防部情报局”(军统局在台湾的后身)局长。

国民党老人去世后,后人往往会收集整理各类资料,印为纪念册,存世留念,但不一定正式出版。这类私家印刷的纪念册,应该是研究民国史的重要史料之一。也是在这家旧书店里,我买到了李士链1987年编校的《张炎元先生集》和1993年编校的《张炎元先生集续编》。这两本册子印刷精美,内容大量涉及20世纪30至40年代戴笠领导下的军统局和五六十年代在台时期的“国防部情报局”的往事。

正如张店长所说,台北的牯岭街是旧书店的地标。据载,1960年代,这里曾经有一百多家旧书店,从日本人留下的洋书,到大陆渡海族背过来的古书,应有尽有。这条街上还曾发生过很多传奇故事。拍摄于1991年的台湾经典电影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,就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。小四向心仪的女生小明吐露心声,遭到断然拒绝后,失控的小四向小明连捅七刀,小明倒在牯岭街上,再也没有起来……

离开台北前,我专门去了一趟牯岭街。

那是一个雨天的下午。我从台湾师范大学访友出来,打车抵达牯岭街口,打算从这头开始,一家家拜访所有的旧书店。

牯岭街不长,放眼望去,街上冷冷清清,行人稀少,了无生气。我只看到几家出售邮票的商店,哪里有传说中的书店林立啊!“这里的旧书店,有时一周卖不出去几本书,网上卖书发达,旧书店开不下去啊!”邮票店的伙计叹息道。

几乎走到了头,才看到一家旧书店。我问老板,有无国民党军统史方面的书,老板正在手忙脚乱地整理花里胡哨的通俗读物,悻悻地冲我两手一摆。

我不死心,询问了不少路人,最后,终于找到了大名鼎鼎的牯岭街61号之6号的“人文书舍”。

看到它时,我简直要叫出来。这哪里是我想象中的旧书店啊,简直就是一条小巷的过道,过道两旁都是书架,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。如果两个人在这个过道里相遇,就不得不侧身而行。小巷底部,就是书店的尽头了。

书店的老板姓孙,得知我的需求后,非常爽快地介绍说,这家书店是他岳父开设的,岳父已经年逾八旬,就把生意交给了他。岳父对旧书行情非常熟悉,他本人则差多了。他告诉我,家中还有几本《健行》杂志,我可以第二天下午来买。

第二天下午,我如约再去。走在牯岭街上,却怎么也找不到这家旧书店的门了!明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,于是,我又从头到尾慢慢走了一遍,睁大眼睛东张西望,才终于找到了挂着“人文书舍”店招的那条胡同口,如愿以偿地购到了几本《健行》杂志。

离开台北前,我将台湾朋友赠送和从书店购得的新书办理了海运,共2箱,40公斤。而这20公斤“只许同志传阅不准移赠”的宝贝,则作为随身行李,小心翼翼地携带。在台北松山机场登上飞机时,我仿佛听到,另外一个世界中的毛前局长和张前局长发出了一阵苦笑……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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